在中华文明悠远的历史进程中，马与人结下了深厚而独特的情谊。马不仅是农牧生产、军事战争和交通行旅中的重要工具，更跨越物质层面，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生活，在民俗、诗词、语言和艺术中留下深刻印记，形成底蕴深厚的马文化。这一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、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，其核心精神历经千年传承，至今依然熠熠生辉。

▲新疆昭苏的天马踏雪。　新华社记者 徐宏岩 摄

马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动物，在蒙学读物《三字经》中被列为“六畜”之首，在十二生肖中位列第七，与十二地支中的“午”相对应。古人认为马矫健勇武、引重致远，就像午时太阳当顶，阳气极盛，充满刚健不息的生命力，因此称其为“午马”。

在我国境内，最早的驯化马痕迹集中出现于西北草原一带。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000—3600年的马骨，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家马遗存。甘肃民勤县发现的距今约3000年的彩陶，颈部绘有生动的牧马图案，为当时马已被驯化为家畜提供了文物证据。至商代晚期，河南安阳殷墟的车马坑中，马骨与战车并存，清晰地展示了马匹用于战争与殉葬的功能，与甲骨文记载一致，也反映了《左传》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所体现的时代特征。

▲东汉时期的青铜器铜奔马。新华社发

殷商时期，养马业兴盛，朝廷设有专门的马厩，已掌握相马、执驹、去势等技术，马匹数量大增。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发展，车马器如马衔、车辔、马镳、当卢等大量出现，且种类丰富。

当中原地区以车战为核心构建其军事体系时，北方游牧民族也处于部落整合与力量汇聚时期。战国中后期，匈奴崛起，对秦、赵、燕等边境形成持续军事压力。为有效应对这一威胁，赵武灵王推行“胡服骑射”改革，下令赵国军民“着胡服”“习骑射”，发展骑兵。此举不仅顺应战争由步战向骑战转变的趋势，是一场军事革命，也为赵国乃至后世中原政权的强盛奠定了基础，同时有力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通。

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载“马者，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”。自商周起，马匹因其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，成为国家战略资源，催生了严格的马政制度。殷商时即设有“马小臣”专司养马。周代设立“校人”“圉人”“廋人”等一系列官职管理马匹，并形成完整的祭祀体系，如春祭马祖、夏祭先牧等。

这一制度在后世不断强化。秦朝设有多种马政机构，如“左厩”“厩苑律”“禁苑”。汉代大力发展骑兵，在京城设“天子六厩”，在边郡广设牧场，各郡县设“马丞”，并颁布多项马政法令。唐代马政制度臻于完善，由太仆寺统管全国监牧。朝廷还鼓励民间养马，实行绢马互市，并通过互市、朝贡等从突厥、龟兹引进大量胡马，对中原马种进行改良。盛唐基业的稳固，离不开马政的有力支撑。

▲在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野马集团汗血马基地，夏克拉在为游客表演（2025年7月23日摄）。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

自古以来，西域盛产名马，尤以大宛马和乌孙马闻名。汉武帝时期，为求良马对抗匈奴骑兵，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由此开辟了连通东西的丝绸之路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：“（汉武帝）得乌孙马好，名曰‘天马’。及得大宛汗血马，益壮，更名乌孙马曰‘西极’，名大宛马曰‘天马’云。”汉武帝还作有《西极天马歌》“天马徕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。承灵威兮降外国，涉流沙兮四夷服”，称赞汗血马的神勇与赫赫战功。

天马的引入，不仅改良了中原马种，培育出更高大健壮的“汉马”，更带来了西域及中亚的饲养技术与马具工艺。马匹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文化载体，伴随苜蓿、葡萄、石榴等物产一同传入中原。唐代诗人鲍防笔下的“天马常衔苜蓿花，胡人岁献葡萄酒”，正是这一物质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。

马匹不仅是战争与文化的载体，更是贯穿历代王朝的信息生命线。自殷商延续至清末，以马匹为核心的驿传制度，始终是政令上传下达、维系国家有效运转的主动脉。甲骨文中的“（辶至）”“车”“传”等字，《左传》中“驲”的记载，均表明这一依赖马匹快速接力的信息传递体系，自文明初期便已开始运转，并不断完善。

在中国艺术的浩瀚星河中，奔腾于中华大地上的马，挣脱了其生物形态的桎梏，化作文人志士情感、理想与人格的审美载体，于诗词歌赋、丹青笔墨、小说戏曲间奔腾跳跃，演绎出无数动人的篇章。

马鸣萧萧，自古便是诗人心中澎湃情感的共鸣。曹植《白马篇》中“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”的游侠，是诗人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豪情壮志的化身。杜甫的“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”，以咏赞大宛马的神峻雄姿表达锐意进取、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志气。李白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”的洒脱，则借名马展现蔑视权贵、纵情自由的狂放人格。

马还直接成为文人寄托怀才不遇、渴求知音的喻体。韩愈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的深沉慨叹，表达了文人志士被埋没、明主难逢的际遇。马与人，在此刻达到了精神同构。

▲唐代三彩胡人腾空马。西安博物院供图

在视觉艺术领域，马的形象同样被赋予了深刻内涵。东汉时期的青铜器铜奔马充满灵动之感，令人仿若听见马儿奔腾的嘶鸣和风啸声。“昭陵六骏”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6匹随其征战的战马——飒露紫、拳毛?、白蹄乌、特勒骠、青骓、什伐赤而下令雕刻的石屏浮雕。它们既有突厥马系的源流背景，又经中原技艺雕琢，是大唐开国武功与文化交融的象征。唐三彩马俑膘肥体壮，常配有胡人鞍具、驮载货囊，印证着丝绸商贸繁荣，其昂扬的姿态折射出唐朝的自信与从容。

与马有关的绘画佳作更是不胜枚举。唐代，韩幹的《照夜白图》以简练遒劲的线条，勾勒出马匹昂首嘶鸣、四蹄腾空的姿态；宋代，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以精湛的白描手法，细腻刻画5匹西域进贡名马的形态与神韵，在精准的写实中蕴含着文人画对“格物”精神的追求。近代以来，徐悲鸿融合中西画法，创作出动态强烈的奔马形象。它们造型健硕有力，鬃毛飞扬，充满力量感，象征着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。

▲徐悲鸿《奔马图》。资料图片

在叙事文学的广阔天地里，马更成为人物性格的延伸、情节推进的关键，乃至某种精神品质的象征。《三国演义》中关羽的赤兔马，伴随关公过五关斩六将，千里走单骑。当关羽败走麦城，赤兔马亦绝食而亡。赤兔马的神骏与忠诚，几乎与关羽的忠义勇武融为一体。《西游记》中的白龙马，本是西海龙王三太子，因罪化马，驮负唐僧西行取经。这一“由龙化马”的设定，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修行隐喻。白龙马一路默默负重，历经磨难却毫无怨言，最终修成正果，恢复龙身，昭示坚持信念终得圆满的智慧。

在武侠小说中，马更是英雄人物不可或缺的命运伙伴。一匹好马，常被视为英雄胆识与气运的延伸，是其性格特质的外化。“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”，马的速度与力量与其主人的英勇无畏相得益彰。

在中国广袤大地上，马的身影不仅驰骋于沙场与画卷，更深嵌于市井巷陌的烟火日常。在民间土壤中，它跳脱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，融入灶台边的絮语、田埂上的喘息、婚轿前的喧闹，成为尘世生活肌理中流淌不息的文化符号。

▲剪纸《奔马》。　焦玉琴作

在中国古代，官方有系统的马神祭祀，民间则衍生出更贴近生活的神祇崇拜。极具烟火气的“马王爷”信仰，崇拜的是三眼马王爷。马王爷从道教护法神（即马天君）演变为骡马行业的保护神，在旧时的车行、马厩、驿站备享香火。一句“不给你点厉害，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”的俗谚，既道出了神明的威严，也折射出百姓对出行平安、生计顺遂的寄托。

民间广泛祭祀的蚕桑之神“马头娘”，其形象为马首人身或披着马皮的少女。该神话传说最早见于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，晋代干宝于其志怪小说《搜神记》中完整记录了马头蚕神的传奇。那是一个女子与牡马之间的爱情故事，蚕神（或称之为“马鸣王菩萨”）也由此诞生，成为民间尤其是蚕区祭祀的对象。

在岁时节令中，马是喜庆的元素。许多地方将正月初六奉为“马日”，相传女娲在这一日创造了马，人们精心照料，祈愿家畜健壮、劳作得力。在草原和山地，春节、端午、那达慕盛会上，赛马活动是重头戏。骏马奔腾，骑手竞技，展现勇武精神与蓬勃的生命力。在杏花春雨的江南，春节期间有“舞马灯”“跑竹马”习俗，用竹篾彩纸扎成马形，内置灯烛，由人“驾驭”，在锣鼓声中穿梭于街头巷尾。光影摇曳间，纸马灵动，增添新春喜庆。流动于城乡的马戏班，更以惊险的马上技艺，成为人们难忘的欢乐记忆。

▲在江苏盱眙县，民间艺人表演舞马灯。新华社发

人生礼仪的节点上，马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婚嫁礼仪中，新娘跨马鞍（或怀抱象征马鞍的器物）入门的习俗，在南北多地流传。因“鞍”与“安”谐音，寄托着对新人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。马鞍，这一寻常的骑具，在此刻超越了物质形态，升华为平安福祉的文化象征。

伴随着岁月烟火，马文化深刻融入汉语词汇、成语和俗语之中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在成语典故中，马的形象常被赋予深刻的哲理与经验。“马到成功”，以战马疾驰而至的意象，喻指行动迅速、首战告捷；“一马当先”，勾勒出冲锋在前的勇猛姿态，象征领先或开创精神；“汗马功劳”，以战马奔跑出汗喻指征战或工作中的巨大功绩……这些源自历史或生活的精粹表达，以马为镜，映照出深刻的价值判断与生存智慧，至今仍是汉语殿堂中的瑰宝。

相较于成语的庄重，俗语、歇后语则更显市井的鲜活与幽默。“人是衣裳马是鞍”，直言外在装束对形象塑造的重要性；“露马脚”比喻隐蔽的事实真相泄露出来；“拍马屁”更是惟妙惟肖地勾勒出阿谀奉承的嘴脸，充满了民间洞察世情的幽默与讽刺。这些源自日常观察、带着泥土芬芳的表达，让“马”的意象在茶余饭后的谈笑间，完成了从具体物象到抽象智慧的华丽转身。

在中华文化的深邃星空，马这一生灵，被赋予远超其血肉之躯的精神意义。《周易·象传上·乾》中的卦辞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将马的奔腾不息与天道的刚健运行、君子的自强精神完美结合。《周易·说卦》载“乾为马”，在《周易》的意象体系中，乾卦不仅象征天，同时也与良马紧密相连。马由此超越凡俗，成为天道力量与奋进精神的具象化身，被铭刻进中华民族的哲学基因。

▲“龙马负图”出于河。AI生成

而让这一精神意义跃升的，是“龙马合一”的神话伟力。据《尚书》《礼记》等典籍记载，伏羲氏王天下时，有“龙马负图”出于河。“龙马”从此成为祥瑞与神力的象征。它融合龙的威严腾跃与马的刚健笃行，“龙马精神”也因此升华为中华民族的进取之魂。

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那曾响彻千年的马蹄声并未沉寂，它正以坚韧的生命力，挣脱传统具象的束缚，在时代浪潮中完成着内涵的转化与升华，焕发出全新的时代光彩。

“龙马精神”的核心——自强不息、奋斗不止的刚健进取之力，在当代中国找到最炽热的实践场域，它已内化为科技创新的不竭引擎。从实验室里不舍昼夜的科研攻关，到工厂车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；从“两弹一星”到载人航天，从“嫦娥”奔月到“蛟龙”探海，从高铁飞驰到5G领跑，科技工作者们以“龙马”般的坚韧与拼搏，用智慧与汗水将“中国制造”推向“中国创造”的新高度。这种精神，正是龙马精神中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现代演绎，更是国家建设的磅礴动力。脱贫攻坚的战场上，无数基层干部像负重的老马，踏遍千山万水；重大工程的工地上，建设者们以“一马当先”的闯劲，创造着中国速度与中国奇迹。

同时，“龙马精神”中的开放胸襟与勇往直前特质，正契合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自信步伐。它融入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与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构想与实践。这不仅是经贸往来的通道，更是文明互鉴的桥梁。在这条新时代的“凿空之旅”上，中华儿女以“龙马”的开放气度拥抱世界，以“天马”的昂扬姿态开拓进取，彰显着古老东方智慧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从容与自信。

从远古驯化到丝路奔腾，从诗词咏叹到民间烟火，马的文化轨迹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。它所承载的，远不止于代步与劳力，更是一种刚健有为、自强不息、勇往直前的精神。当联合国在2025年投票设立“世界马日”以肯定马的文化与经济价值时，我们回望千年中华马文化，也正是为了从这份丰厚遗产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，这份精神将继续激励我们，以万马奔腾的合力，共赴一个气象万千的未来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海口经济学院。本文动图由AI生成）